王輝想要涉足環境檢測的理由很簡單，補齊短板。

擁有一家環境工程公司的他認為此舉并不屬于跨界，“只要涉及到環保領域，都離不開檢測。同處于環保領域，檢測業務屬于我們的配套服務。2015年之前環境檢測屬于政府行為，政府放開之后行業迎來社會化。我們有著環境檢測的先天資源優勢，那么與其外包分給檢測機構不如自力更生創立公司。”

早在2017年，他就曾考慮進入檢測市場，然而當時他的注意力在環境工程上，檢測業務被暫時擱置。2020年疫情期間，人員和資金正好處于活躍狀態，于是2020年4月14號，他注冊了公司，開始著手打造檢測業務。

經朋友介紹，他初步了解到了復旦產業園項目，這也是他與復旦大學的緣起。“安徽阜陽復旦產業園是復旦大學控股的一個單位，通過這種關系，我們可以很好的跟復旦大學進行對接。”他親赴復旦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與團隊進行交流，分享環保理念。團隊高度認可了他的發展思路，不光通過技術入股增進雙方聯系，還為華啟檢測推薦了8位博士提供技術支持。

“實際上我們的切入時間是很尷尬的，別人都不看好我們做這個公司，因為無論是環境工程還是環境監測，政府檢查的力度非常大。”2020年當地有許多企業因為抽查出現違規情況，有的資質吊銷，有的公司倒閉。“選擇在抽查最嚴格的時候切入到環境檢測里去，就是對依法規范自己、嚴格要求自己有信心，從一開始我們就打算做一個公平公正的檢測單位。因為只有要求嚴格自律了，以后的路子才能走得更長更遠。”

王輝認為，人才確實是企業發展的一個重點，甚至也是整個阜陽城市發展一個重點。從2020年到現在，華啟檢測發展緩慢最根本的原因，不是市場問題，而是人才問題。因為環境領域與其他領域不同，環境領域必須要專業對口、數據準確。政府為了解決問題、吸引人才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，但這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事情。

對于當地企業來說，人才短缺的問題是深刻而復雜的，比如本地教育缺位。“阜陽有三所大學，但沒有一所學校有環境專業，沒有教育就沒有專業人才。”比如人才引進困難，“相較北上廣甚至沿海發達省市，阜陽的平臺并不具備可比性。城市發展的差距還需要時間來彌補。”比如青年人理想高遠，“年輕人需要平臺，也想去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鍛煉自己。但北上廣的高薪也意味著高壓，高壓下的理想很容易破滅。”

對于華啟檢測來說，解決問題的手段是多樣而切實的。一是緊跟國家政策，國家以前提出的“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”的戰略，吸引更多年輕人回鄉創業、回家就業，所以我們抓住這個機會，招納了有回家意向的專業人才，目前公司大部分技術人員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引進；二是落實福利待遇，“拒絕996正常休息，福利待遇高于國家平均水平，相關津貼該有都有。”三是提供學習機會，“要么團隊出去培訓，要么專家過來指導，給機會、給平臺讓每一個員工有意愿、有機會去提升自己。”

盡管當下受制于平臺和發展時差，但王輝對于未來的阜陽環境檢測市場，仍保有樂觀展望。

皖北是人口大區，尤其阜陽是全國人口最多的一個地級市，人口多意味著勞動力多。以前屬于農業大市，現在相應國家的大方針，朝著工業化為主的專業城鎮化方向轉移。與此同時，現在被納入長三角規劃，以前長三角只有上海、江蘇和浙江，沒有我們安徽的事，因為我們安徽相對于這三個省來講經濟比較落后。加入長三角規劃，對于推動皖北經濟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，當然，皖北地區發展也是推動長三角經濟繁榮非常重要的紐帶。

有鑒于此，很多央企、國企，包括大型的環保公司監測公司入駐到安徽阜陽。對于阜陽當地的檢測機構來說，這既是一種競爭，也是一種優勢。“大型檢測機構入駐肯定是一種競爭，但能吸引他們過來競爭，說明阜陽的檢測市場是相當可觀的。”

目前來看，阜陽大概有1萬家企業，每家企業的例行檢測大概產生2~3萬的業務，對于檢測市場來說，就能產生2~3個億的產值。當下阜陽當地的檢測業務70%流向了省會合肥，剩下的30%由當地的檢測機構瓜分。“既然有這么多的市場份額被外地公司占據了，也就意味著當地企業有著70%可以爭取的潛在市場。我們要抓住這70%，哪怕10%的市場份額能夠帶來2000~3000萬產值，所以要盡可能爭取外流的市場空間，促進阜陽當地經濟發展。”王輝談到。